审查起诉是连接侦查与审判的重要纽带。审查起诉的意义，不仅在于决定是否启动法院审判程序，限定法院审判范围，更影响着审判质量。正因为如此，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下称《决定》）提出“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，确保侦查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”。由此，在审查起诉阶段，构建和谐、理性的诉辩关系成为必然。

　　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，侦查、审查起诉活动面向审判，充分发挥审判在证据采信、事实认定、法律适用方面的作用。结合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，笔者认为在审查起诉阶段构建良好诉辩关系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

　　第一，裁判主体客观公正审查。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第2条规定，检察机关应当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审查、运用证据，提起公诉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。一方面，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中，审查起诉为审判做准备，审查起诉的质量直接影响审判质量；另一方面，审查起诉承担着案件分流功能，审查起诉客观公正与否，直接影响着不起诉决定的公正性。同时，鉴于其所拥有的审查程序主导地位，检察机关只有做到客观公正审查，在审查起诉阶段良好诉辩关系才有存在的空间。

　　第二，辩护律师进行有效辩护。犯罪嫌疑人实为本源意义上的辩护主体，但是，由于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往往受到限制，且对相关法律知识缺乏了解，辩护职能则主要由律师行使。因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诉辩关系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关系。在审查起诉程序中，应当保障辩护律师充分、有效地行使其应有权利。

　　第三，检察机关对辩护权的充分保障与有效救济。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及救济机制至少应当涵盖以下内容：其一，尊重与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，切实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；其二，切实履行对妨碍律师依法执业行为的法律监督职责，建立完善的包括投诉机制、责任追究制度在内的救济渠道，以实现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全方位保障。

　　随着司法人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，相关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，实践中辩护律师执业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，对于其作用的发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。但是，在有的地方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，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与保障仍存在一些问题，有待进一步解决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律师辩护准备不足。律师主要通过会见、阅卷、调查取证进行辩护准备，然而，律师在行使上述权利的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困难。二是辩护手段受限。对于辩护律师而言，其辩护手段主要表现为发表意见。与此相适应，充分听取律师意见是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的应有义务，但是，义务履行的程度如何把握，对于没有听取律师意见或者听取意见后没有足够重视的情形，如何处理，缺乏明确规定。

　　为了实现诉辩关系的良性发展，《决定》《意见》均明确要求健全辩护人权利保障制度、完善便利辩护人参加诉讼的工作机制。笔者认为，构建良性诉辩关系，除了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与救济机制之外，更应当关注以下深层次问题。

　　理顺侦诉关系，确立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。侦诉关系应当从两方面着手进行调整：一方面，侦诉形成合力、履行控诉职能。侦查是公诉的基础与准备。公诉离不开侦查，没有侦查提供案件事实与证据，公诉将变成“无源之水”。同时，侦查质量直接影响公诉质量，从诉讼阶段上考量，审查起诉阶段更加接近庭审，更加了解庭审对于案件证据的认定标准，对于事实清楚的把握程度。另一方面，公诉监督、制约侦查。实质化刑事庭审更加注重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。相应地，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也将成为律师重要的辩护手段。为此，检察机关应当尤其注重确保侦查取证的合法性。

　　进一步健全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办案权的机制。为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，应当解决以下问题：其一，防止地方主义影响。实践中，由于司法管辖区域多与行政区划重合，存在受地方影响的倾向，必须按照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。其二，处理好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与公众舆论的关系。检察官办案一方面要树立依法独立办案意识，增强司法自信；另一方面，对公众舆论要坚持客观态度，正确对待公众舆论，形成良好的检察公共关系。

　　实质上，司法责任制的目标是明确的，即“谁办案谁负责”。为此，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：一是办案者与决定者的统一。从司法亲历性的角度讲，只有承办检察官才全面了解案件的事实、证据情况、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的意见与主张，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、作出公正的判断，也才能为辩护活动提供必要空间。二是权力与责任相匹配。拥有案件的决定权，是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的前提；司法责任的设定是检察官依法行使权力的保障。

　　建立健全科学合理、符合司法规律的绩效考评机制。在绩效考评机制的改革过程中，应当注意从以下方面着手：（1）将检察官贯彻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尤其是保障人权规定的情况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；（2）绩效考评指标的设计，应当符合刑事诉讼基本规律和检察权运行规律；（3）正确认识、客观评价不批捕、不起诉、无罪判决的程序意义，不得将其简单地等同于错案或者简单认定为起诉质量有问题；（4）将程序违法、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违法实体处理行为纳入相应追责范围。

　　（作者分别为河南省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、深圳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、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。本文系2016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《“以审判为中心”视野下的公诉制度改革研究》阶段性成果）